周朝的殯葬文化禮儀，周國家全面地繼承并完善了夏、商以來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傳統(tǒng)，同時也使中國的殯葬文化禮儀達(dá)到了一個高度完備的制式化(法制化)水平。

公元前11世紀(jì)，周朝的建立是我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周國家全面地繼承并完善了夏、商以來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傳統(tǒng)，同時也使中國的殯葬文化禮儀達(dá)到了一個高度完備的制式化(法制化)水平。當(dāng)然，這一制式化是以“周禮”的形式出現(xiàn)的。

“禮”即一整套言論、行為規(guī)范的總和。在周代，“禮”是用以區(qū)別并顯示親疏貴賤、等級差別的。親疏或貴賤不同，其言、行都以不同的“禮”予以規(guī)定;禮具有法律效力，“違禮”行為要受國家(或家族)的懲罰。這就是周代的所謂“禮法合一”的社會制度。《禮記》、《周禮》、《儀禮》(號稱“三禮”)，便詳盡地記載了西周政治、行政、社會生活諸方面的禮制規(guī)范，其中包括了殯葬禮儀。

在殯葬禮儀上，為顯示“貴賤有儀，上下有等”的區(qū)別，大體上有如下規(guī)范：

首先，對死者的稱呼不同。同是死亡，但社會身份不同，其稱呼各異。如，天子死曰“崩”，意山崩地裂。故戰(zhàn)國時就以“山陵崩”隱指君主死亡。諸侯死曰“薨”(hong)，意為傾覆。大夫死曰“卒”，終了之意。士死曰“不祿”，即再也享受不到俸祿了。最下，平民百姓死才直言其“死”。
 

其次，喪服和居喪的不同。《周禮》中喪服有五等：斬衰(cui)。它是五服中最重的一種，斬衰用粗生麻布做成，衣旁和下邊不縫邊，故稱“斬衰”(斬就是不縫邊之意)。子為父、未嫁女為父、妻妾為夫、臣為君、諸侯為天子均為斬衰，居三年喪(實(shí)為二十七個月)。

齊衰次之。喪服用熟麻布制成，因經(jīng)縫邊，故稱“齊衰”。居喪三年至三個月不等。大體上，兒子、未嫁女對母(含繼母)三年;已嫁女為父母一年;孫為祖父母一年，為曾祖父母三個月等。

大功再次之。喪服用熟麻布制成，比前者更精細(xì)，居喪五個月。男子為曾祖父母、仁叔祖父母、堂伯祖母、堂姐妹，婦女為太人的姑母、姐妹等。緦服是最輕的一種，喪服用細(xì)麻布制成，居喪三個月。男子為族曾祖父、族祖父族祖母、祖父族母、族兄弟，為外孫(女之子)、外甥、婿、妻之父母、舅父等。大體上，服喪的久暫取決于血緣的親疏關(guān)系。

這些規(guī)定極為煩瑣，要記住都很不容易，上述也只是擇主要關(guān)系而言。以致后世人懷疑西周是否真正嚴(yán)格遵行過，可能其中有春秋戰(zhàn)國時儒家的想象成份。因?yàn)樵谖髦苤胤ㄖ疲藗兙圩宥樱粋€家族少則幾百人、多則數(shù)千乃至更多;而古代人壽命多短。如此服喪，一個人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勢必都在服喪之中。

已死入殮后，停柩待葬曰“殯”，意指待以賓客之禮。《周禮》規(guī)定：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日而殯，三月或逾月而葬。即將遺體分別擺上七、五、三日而后入殮，殯之七個月、五個月、三或一個月再葬。《左傳.僖公三十二年》載：“冬，晉文公卒。將殯于曲沃。”曲沃是晉室祖廟所在地，殯于曲沃是最隆重、規(guī)格最高的殯禮。次年四月下葬，剛好是五個月。晉文公為諸侯領(lǐng)袖，晉國是維護(hù)“尊王攘夷”的盟主，在禮儀上也就必須屬守周禮，才能對諸侯有號召力。送葬上，《周禮》也規(guī)定：“天子葬，同軌畢至;諸侯葬，明盟至;大夫、士葬，同位至;庶人葬，族黨相會。”

陪葬品的種類、多寡是隨死者的社會地位而定的。隨葬品包括青銅制的飲食器、兵器、樂器、玉器、骨器、陶器等;祭祀死者的祭品有大牢(牛、羊、豬各一)、小牢(羊、豬各一)，前者為君主祭祀之禮，他人不得妄用。

此外，西周有殷商人殉之遺風(fēng)，直到春秋戰(zhàn)國之交才大體消失。

西周的殯葬禮儀，旨在給人們進(jìn)行社會“定位”，并時刻提醒人們的權(quán)利和義務(wù)。

春秋戰(zhàn)國，天下擾攘、連年?duì)帒?zhàn)，西周禮制多遭破壞，“兇禮”(主要指殯葬禮儀)同樣如此。至西漢文帝，臨終遺詔：自己死后，朝廷百官、親眷只許居喪二十七日(史稱以日代月)，外地官員不得進(jìn)京奔喪，其后百官除喪服，民間聽任娶嫁。兩漢殯葬禮儀并不嚴(yán)格。即便為父母守喪亦只是鼓勵、表彰，而無硬性規(guī)定。魏晉南北朝，天下紛崩，兇禮多從各地的風(fēng)俗。

到唐代殯葬禮儀走向法制化，即正式形諸法律(包括刑法和禮法)。例如，唐朝重申了三年之喪，《唐律》規(guī)定，居父母喪，若身自嫁娶或去孝服以游東，均為“不孝”，屬“十惡”之條，居喪中“生子，徒一年”。

此外，具有“準(zhǔn)”法律效力的“禮”也在極力完善殯葬禮儀。在西周時代，“禮法合一”，禮即法。春秋以后，各國開始制定法律，但禮仍然存在。于是，中國政治制度史上便逐步形成了“以禮輔法”的一個突出特點(diǎn)。由于禮的特殊作用，歷代統(tǒng)治者均極重視對禮的整理修訂。

唐太宗時的《貞觀新禮》和唐玄宗時的《大唐開元禮》都是我國禮制之集大成，“由是唐之五禮(吉兇軍賓嘉)之文始備，而后世用，雖時小有損益，不能過也。”(《新唐書.志.兇禮》)《開元禮》對殯葬中“若五服與諸臣喪葬、衰麻哭泣則頗詳焉。”詳細(xì)到什么官員死后幡用多長、墳多高、墓前置何類石獸及多少對等，都有明確的規(guī)定，嚴(yán)禁“愈禮”。例如，《開元禮》規(guī)定：一品至三品官，可用九尺長的白幡、四至五品官用八尺幡、六至九品官用六尺幡，上面書死者的姓名、官職、功名，稱為“明旌”。唐朝對殯葬禮儀的法制化(和禮制化并舉)為后世所沿用，如明、清的此類法律條文近乎是全部照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