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張瑞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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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夫子的一段話：“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笨芍^家喻戶曉，盡人皆知了。但其后還有兩句：“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敝呔腕E減了?？鬃酉砟昶呤龤q，這段話很可能就是他臨終前對自己一生的高度概括與總結。他十五歲開始發憤學習，三十歲便創儒家學說，立一家之言；四十歲能明辨是非，五十歲能洞察社會人生。其中哪一項成就都是常人窮盡一生也難以企及的，但他仍然直到六十歲才做到“耳順”，可見“耳順”之難。

對“耳順”，我理解有兩層意思：一是能聽得進各種意見，不僅能聽進“順耳”的贊賞的話，對“逆耳”的規勸、批評，譏諷甚至反對的意見也能認真聽取，不慍不怒，泰然處之。這比做學問難多了；二是對那些順耳和逆耳的話都能認真分析，明斷是非，擇善從之，這就更是難上之難了。尤其是有了地位、上了年紀的人。

春秋時期，齊桓公（公子小白）奪得君位后，立志壯大齊國，稱霸諸候。他拜管仲為相，稱為仲父，對其言聽計從。 “國有大政，先告仲父，次及寡人。有所施行，一憑仲父裁決”。齊國由此漸強，遂成春秋首霸。然齊桓公一生貪色好奢華，使奸佞小人有隙可鉆。衛公子棄太子之位以臣事之以示其忠，易牙烹子以適其口，豎刁自閹求近其身，桓公皆近之寵之。管仲洞察其奸，臨終前諫桓公“逐之勿近，近必亂國”。然桓公此時霸位久坐，年逾花甲，對仲之忠言己不“耳順”，終未納管仲之言。以至管仲死后，三佞狼狽為奸，把持朝政。在桓公病重期間，竟筑墻塞門，斷其飲食，使其死后尸生蛆蟲，數月不能發喪。讀史至此，常使人扼腕痛惜。

東漢末年劉備初起事時，兵少勢弱。為建功立業，曾三顧茅廬恭請諸葛亮，并拜為軍師。此后軍機政務悉托付之，言必聽，計必從，未嘗拂也。然劉備六十歲那年于蜀中稱帝后，首件大事便是要發傾國之兵親征東吳，為義弟關云長報仇。諸葛亮再三苦諫，一句不聽。又上奏表，竟被擲之于地。結果七十五萬人馬被東吳陸遜火燒連營七百里，幾乎喪失殆盡，自己也命喪白帝城。劉備一生對諸葛亮言聽計從，稱帝后卻對其忠言只覺逆耳，亦不再“耳順”，以至如此，不亦痛哉！

其實，就人的本性而言，天生愛聽順耳之言——即贊揚、鼓勵、尊敬、順從之言，那怕是阿諛、奉承的話，而惡聽批評、指責、貶低、頂撞之言。有人強調“良藥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此話雖有理，然人不到有病或病重誰愿服苦藥？若心胸及修養不達一定高度又有幾人能“聞過則喜”？所以，高明的醫生總是在苦藥中摻入蜂蜜等以調其味，聰明的大臣常常以諷、喻之法向君主婉轉地表達自己的意思和建議。唐太宗一次問大臣魏征愿當忠臣乎？征答“愿為良臣，勿為忠臣”。太宗訝之，征復曰：“稷、契、皋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逢、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太宗深以為然，數引魏征入臥內，訪以得失。征知無不言，皆欣然嘉納。蓋征所進之言多順耳也。

臣事君以忠，子事父以孝。但是子女怎樣做才算是盡孝呢？當子游向孔子請教何為孝道時，孔子答：“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現在所說的孝，只說能養活父母就行了。即使狗和馬，人們都愿飼養；如果對父母做不到敬，那么供養父母與飼養犬馬有什么區別呢？）當子夏問孝時，孔子回答得更簡捷干脆：“色難”。意為子女們要能做到始終和顏悅色地侍奉父母是件難事。人們常把“孝道”說成“孝敬”或“孝順”，實在是既全面又深刻的領悟了孔子所說的“孝道”。做到敬與順，比僅供衣食的孝，其難度又增加了一層。

為何“順”比“孝”難？因為人過六十之后，往往會變得偏執而敏感，身體日衰卻虛榮愈強，生理年齡正增長心理年齡卻在負增長。故有人調侃說；六十歲（老人的心理）象小學生，七十歲象幼兒園，八十歲象是托兒所的孩子了。喜人捧，要人哄，加上人老之后，健忘而啰嗦，固執而易怒，己難“耳順”卻要人“順耳”，豈不“色難”乎？

而今我不覺之中己年逾花甲。推人及己，推己及人，始悟出言“順耳”與聽言“耳順”乃做人處世兩大難題。做子女、做下級的，對父母、上級進言應力求“順耳”，做父母、做領導的對子女、對下級應力求“耳順”。若能如此，則必然家庭和睦，單位團結，人盡其才，社會和諧，太平盛世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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