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夏商周時代的天命觀

所謂“天命”的含義，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有著不同的特定內容。在殷商以前的原始氏族社會，由于生產力水平特別低下落后，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極端簡陋和貧乏，每個氏族成員只有在原始的氏族集團中方能生存。任何人都生活在同一水平線下，根本不存在超越氏族群體生活水平線之上的貴賤貧富現象。限于當時文明時化的程度，自然界在人們眼里俱有無限的威力和神秘不可征服的力量。人類同自然界的關系如同動物一樣無可奈何地服從它的威力。自然界中的風雨雷電、地震洪水、疾病猛獸隨時可以吞噬人類的生命。

中化民族的先民們對命運比較自覺的思考，那還是在社會生產力有了極大發展，人類從自然界攫取的物質財富有了極大的積蓄，同是也出現了超越氏族群體生活水平線之上的貴族。即歷史邁進奴隸社會以后的事。在這以前，“命”在人們的心中并非指個人的貧富貴賤，而是專指自然界對人類的制約。在他們看來，自己的死生及人間的萬物完全由那個神秘莫測的“天帝”來主宰，因此“天帝”是到高無尚的。這從最可靠的出土文物殷墟甲骨文中得到有力的.

商人的祖先是順從天命，吞了鳥蛋而生的。周人的祖先是踩了“天帝”的足跡而孕育的。雖然這是荒誕的傳說，但這個傳說卻蘊藏著我國先民們一個共同的精神信仰，即他們的始祖都是“天帝”的子民。不僅氏族的起源是“天帝”的意志，就連人類社會的典章制度也是由“天帝”所決定，上至天子的人事安排、下到百官的職位設置，都要靠這位至高無尚的“天帝”來安排，它主宰人的死生壽夭和吉兇禍福。其實，這位至高無尚的“天帝”，就是人間的天子。這種“天帝命定論”的觀念，實為統治階級神權政治的思想反映。夏商周時代政治上實行的是以嚴格的嫡長子世襲，庶子分封的宗法制為基礎的分封制。經濟上實行的是國家公有的井田制。為鞏固這種制度，他們又實行嚴格的等到級制。人的貧富貴賤等等都是“天帝”的意志所決定了的，是終身不變、千古永恒的。只要敬天尊命，不逾法度便吉祥和順；而逆天命無法度便咎由自取。

第二節、春秋戰國時期，人類對命運的大膽探索及陰陽五行學說的確立

中國歷史上，春秋開始直至漢朝的建立，是一個大動蕩、大分化的歷史時期，國家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都發生了根本的改變。井田制的破壞，直接動搖了政治上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宗法制的分封制。特別是農奴的解放，一般平民崛起為地主，連商人也憑手中的權力參與國家的政事；分封的諸侯為了擴張自己的勢力互相爭霸，大力搜羅宗法血緣關系以外的人才，甚至是奴隸出身的人，如貧窮到為人趕牛的寧戚憑才能被齊桓公拜為上卿，窮困潦倒的百里奚憑智謀被秦國拜相等，開了老百姓也能當大官的風氣。進入戰國，“游說則范睢、蔡澤、蘇秦、張儀等，徙步而為相；征戰則孫臏、白起、樂毅、廉頗等，白身而為將。”（趙翼《二十二史札》卷二）。至于在社會變動中有的貴族從社會上層降落到社會下層更是常事。這些政治、人事制度的激劇變化，尤其是個人命運的大起大落以及時人對天象運動規律的初步把握暨自然科學的發展和進步，發現“天象”和人事不一定具有必然的聯系，這就不能不產生這樣的疑問：既然人的窮富貴賤是“天命”都規定好的，亙古不變的，那么和天子關系最親近的幾十顆血淋淋的國君的人頭何以落地？而貧民百姓又反而能出將入相？這無疑是給長期以來在人們心目中至高無尚的“天命論”當頭一棒。必然引起時人對“天命論”的信仰危機。反映在文學上也就出現了不少咒罵“天命論”的詩章：“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為憂不遠。”《詩經、小雅、節南山》